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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知識產權侵權適用懲罰性賠償的適用標準

時間:2017-08-25 15:01來源:廣東長昊律師事務所

     一、我國目前知識產權侵權適用懲罰性賠償的基本情況
     對于知識產權侵權的賠償問題,我國現行立法大致確立了這樣一些規則:其一,權利人有權要求侵權人賠償;其二,侵權賠償額的計算方法及計算順序依次為權利人遭受的實際損失、侵權人因侵權所獲得的收益、專利許可費的倍數、法定賠償;其三,侵權賠償額中應包括權利人為制止侵權行為支付的合理費用。

    在這些規則中,我們不僅沒有看到類似懲罰性賠償的字眼,而且似乎也無法讀出類似懲罰性賠償的內涵。但是學者們對此是有不同看法的。最大的爭議是關于專利許可費倍數的規定。根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專利糾紛案件適用法律問題的若干規定》第21 條的規定,參照該專利許可使用費的1至3倍合理確定賠償數額。有學者便指出:“在審判實踐中,有不少案件的判賠數額都在專利許可費的2 倍以上。可見,該條規定也同樣體現了賠償的懲罰性,因為侵權人如正常使用專利技術只需支付1 倍專利許可費即可。

    很明顯,在我國的專利賠償方面,已體現了一定的懲罰性。” 還有學者指出:“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專利糾紛案件適用法律問題的若干規定》第20 條第3 款和第21 條的規定則已超越了補償性賠償原則的界限,體現了某種懲罰性因素”。但是也有學者認為,“這一條(《關于審理專利糾紛案件適用若干問題的意見》第20 條第3 款)不應視為懲罰性賠償,我國專利侵權救濟還不存在懲罰性賠償”。

     二、被忽略的問題——成本收益分析可能對懲罰性賠償產生的影響

    不難看出,現行立法的規定是建立在這樣的假設之上的:一是侵權人的侵權收益小于或等于權利人的損失,因此侵權人以及其他人將不會繼續從事類似的侵權行為;二是權利人的救濟成本是小于或等于救濟收益的,因此權利人有尋求救濟的動力。應該說,這兩個假設同時成立是完全可能的,然而具體到知識產權侵權時卻可能大打折扣。

   (一)侵權人的侵權收益可能大于權利人的損失

    對于侵權人而言,考慮權利人的損失是必要的,但卻不是唯一的。這是因為權利人的損失只涉及侵權成本問題,而是否實施侵權行為則取決于侵權人對侵權收益與侵權成本的考量。這種考量大致會有三種結果:一是侵權成本大于侵權收益;二是侵權成本等于侵權收益;三是侵權成本小于侵權收益。只要權利人積極尋求救濟,那么當侵權成本大于或等于侵權收益時侵權人是不會實施侵權行為的,因為這種侵權行為無利可圖。現行立法的合理性在此得到了充分的體現。但是,當侵權成本小于侵權收益時,即使權利人積極尋求救濟,侵權人仍然有可能實施侵權行為。

   (二)權利人的救濟成本可能大于救濟收益

    對于權利人而言,是否尋求救濟并不只取決于損失本身,還在于救濟成本與救濟收益的考量。這里的救濟成本可能涉及兩部分:一是發現侵權人的成本;二是實現預期目的成本。與一般侵權相比,權利人發現侵權人的成本明顯要高一些。這是由知識產權的“非物質性”所決定的。“從本質上說,只有客體的非物質性才是知識產權所屬權項的共同法律特征”。

    這一屬性帶給知識產權的影響主要表現為以下兩個方面:一是同一知識產權可以為不同的人同時使用。二是權利人無法完全排除非權利人的利用。“與有形物品不同, 知識產品要獲得法律保護往往必須首先將其知識信息( 如發明專利、商業標記、文藝作品)向社會進行公開( 商業秘密除外) 。

    知識產品被公開后,生產者很難完全控制知識創新成果的傳播以排除他人對其知識產品的使用和消費, 創造者因此難以對知識信息這一無形資源行使排他性控制權。”當然,權利人可以通過加密等方式來保證知識產權的使用人是得到授權的,但是很多知識產權是無法加密的,比如專利、商標以及著作權中的大部分.

    三、可能的解決途徑——懲罰性賠償的引入

   (一)懲罰性賠償適用于知識產權侵權的理由分析

    由上可知,現行立法解決知識產權侵權問題時面臨著兩大難題:一是只要侵權收益大于侵權成本,那么知識產權利用效率高的人就有可能繼續實施侵權行為;二是當考慮到成本問題時,權利人可能失去尋求救濟的動力。此時,即使侵權收益小于侵權成本,侵權人仍會實施侵權。要解決這兩大難題,可供選擇的方案可能是提高利用效率高的人侵權成本或者增大權利人的救濟收益。無疑,懲罰性賠償的引入或許是一劑良方。

    實際上,侵權法不僅應是保護權利人的方式,而且還應是優化資源配置的方式,而后者往往被侵權法所忽視。市場一直被視為實現資源優化配置的基本方法,懲罰性賠償的引入在增大威懾的同時還能促進雙方通過市場途徑來解決問題。正如前文所述,對于侵權人而言,懲罰性賠償的引入將使侵權成本大大增加,與其通過侵權的方式膽戰心驚地獲利,不如通過與權利人進行交易來得坦坦蕩蕩;對于權利人而言,與其說懲罰性賠償增加的是救濟收益,不如說其獲得的是與侵權人談判的砝碼。既然可以通過談判等市場交易的方式來實現,又何必非要通過費時又費力的訴訟來解決呢?因此,可以說引入懲罰性賠償,權利人與侵權人均有通過市場途徑來解決問題的動力,并且在多數情形交易也能夠達成。

  (二)知識產權侵權中適用懲罰性賠償的路徑

    1.審慎適用懲罰性賠償
對于懲罰性賠償適用于知識產權侵權的范圍,筆者同意這樣的觀點:“不應將懲罰型賠償作為一種普遍適用的侵犯財產權的責任形式。”這是因為懲罰性賠償是一把雙刃劍,一方面的確能夠加強對知識產權侵權的威懾力度,但是另一方面也可能對我國企業的發展產生不良影響。例如,可能會急劇提升中國企業的模仿成本,甚至使得部分企業從此失去在某些領域生存以及發展的空間。特別是在現階段,盡管我國與知識產權大國的距離已經越來越近,但是還遠不是知識產權強國。在很多領域,我國擁有的自主知識產權還比較有限。因此,審慎適用懲罰性賠償是十分必要的。

     其一,存在不特定多數的侵權人。國家知識產權局發布的《2009 年中國知識產權保護狀況》白皮書顯示:2009 年全國地方法院共新收和審結知識產權民事一審案件30 626 件和30 509 件,分別比上年增長25.49% 和29.73%。應該說,這其中大多數案件的權利人面對的都不是不特定多數的侵權人。這一方面是因為并非所有的知識產權侵權都可能出現不特定多數的侵權人,例如對于發明專利而言,實施侵權并不是容易的事,而一旦實施侵權之后是很容易被發現的;另一方面則是因為真正遭受了不特定多數人侵權的權利人在多數時候選擇的是沉默,因為他們深知此舉的得不償失,當然也不排除在忍無可忍情形下的“殺雞給猴看”.

    其二,存在損失。這里的損失主要是指權利人因侵權遭受的損失。懲罰性賠償的適用不應苛求權利人損失的大小,這一方面是因為在一些情形下權利人的損失可能極小,但是侵權人的收益卻可能極大;另一方面則是因為適用懲罰性賠償的主要目的在于預防知識產權侵權的多發。

   其三,存在故意。在美國,“懲罰性賠償被看成是一種非常用的措施,而僅適用于重大過失和故意的情形。”20而在我國,懲罰性賠償目前只被適用于存在故意的情形。筆者認為,適用于知識產權侵權時也應限于故意的情形。這主要是考慮到懲罰性賠償本身的嚴苛性,過失情形也適用可能顯得過于寬泛。

     3.逐步細化懲罰性賠償適用的標準

    我國現行立法確立的懲罰性賠償標準有二:一是固定金額標準,如《食品安全法》;二是無金額限制標準,如《侵權責任法》。筆者認為,考慮到具體案件的復雜性,固定金額標準有時可能顯得過于嚴苛,無金額限制的標準操作性不強,而彈性金額標準較為可行。

知呼【侵犯商業秘密罪辯護律師】侵犯商業秘密罪經偵報案_侵犯商業秘密罪無罪辯護_商業秘密保護_侵犯商業秘密罪案例_軟件著作權_侵犯著作權罪

知呼【侵犯商業秘密罪辯護律師】專注于侵犯商業秘密罪、侵犯著作權罪辯護,全國的案件勝訴率遙遙領先。實現商業秘密、軟件著作權一站式保護網,為大中型企業提供侵犯商業秘密罪辯護、侵犯商業秘密罪經偵立案、軟件著作權維權、侵犯著作權罪經偵立案、商業秘密鑒定、侵犯商業秘密罪審計等知識產權法律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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